凭什么孙少平人见人爱？你得先问为什么喜儿不嫁黄世仁
导读： 澎湃新闻记者陈诗悦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遥和他这篇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继80年代后又迎来了一阵热议。4月4日下午，由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平凡的世界：从小说到电视剧”邀请到14位学者，探讨新版电视…
澎湃新闻记者 陈诗悦
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遥和他这篇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继80年代后又迎来了一阵热议。4月4日下午，由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平凡的世界：从小说到电视剧”邀请到14位学者，探讨新版电视剧对于小说的改编以及小说出版30年后，《平凡的世界》在当下的意义。
在豆瓣上查看关于新版电视剧的评论，有人问：王满银和孙少平有什么区别，两个人都去外面打拼，凭什么一个就人人厌恶，另一个就人见人爱。李晨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代表了电视剧一定程度的失败，孙少平这样一个内心丰富、以平凡身份追求不平凡生活的体力劳动者，本来在既定的价值模板中就很难找到，这也许和原著中对于其生活的描述和未来的期许有一定的模糊性也有关。“不过，如何想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这才是《平凡的世界》的魅力和难点所在。”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的教授毛尖则将这个问题归咎于当下文化生态的恶劣，“就像现在提到《白毛女》，网友都在问为什么喜儿不能嫁给黄世仁。”毛尖认为，新版的电视剧试图表达小说中所具有的崇高感，但是现在的文化生态又使这种崇高不能很好地落地。
以剧中的感情戏为例，新版电视剧中对感情的表达方式明显区别于当下的偶像剧，描绘出生活远比爱情更辽阔更深层，但这种指向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却还是被浪漫主义所解构了，比如孙少安和润叶的爱情失败，但去山西相亲的少安就有一个美好的秀莲等着他。毛尖指出，电视剧中的爱情表达拖累了作品，被“高大化”的孙少平显得太过完美，降低了其复杂性，“这是因为现在电视剧要求男主角必须情圣化，人物都被打扫得太干净了。”
另一方面，小说中个人命运与国家线政策强有力地在一起，这和当下电视剧只讲独特的个人生活有很大差异，但是无一例外，电视剧中的老百姓又都很浪漫，容易被文学的崇高感所。遥就将自己的气质赋予了孙家三兄妹，并且让他们无一例外地被人们膜拜喜爱。毛尖认为，电视剧在大的方向和小的细节上存在某种脱节。这种脱节，无疑也是那个告别崇高的平凡世界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矛盾在当下影视中的另一种延续。
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乡土的作品中，遥的《平凡的世界》经常被拿来同柳青的《创业史》相比较，遥本人曾撰写过两篇文章《柳青的遗产》和《病危中的柳青》纪念这位“导师”，对其的情感可用“”二字来形容，不过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的郭春林教授看来，遥自认为柳青的继承人，恐怕也只是自认而已。
从史的脉络来说，柳青算得上是个作家。他以文学创作起始，在解放后深入山西长安县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长达14年之久，他的生平经历与写作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然而以这一脉络来看遥，他从一个者过渡到文学者的个人经验在郭春林看来构成了反向的。另一方面，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初代领导人原本所设计的农村发展方向发生了翻转，农民作为主体性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也造成了柳青和遥二人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未来的判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甚至也是相反的。
而从文学史的脉络来说，郭春林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家阎刚曾提及，《创业史》刚出版时，身边的人都将其当做参与合作化运动中具体的指导性文本，小说变成了工作手册，而反观遥的《平凡的世界》现在则成为一部励志文学，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
上海大学的孙晓忠教授也认同遥和柳青在具体的写法上有很大的差异，而决定差异的还是两人所处的历史时代。“从许多细节可以看出遥在向柳青致敬，可是一旦涉及对历史的认识他的写法又有巨大变化，但这个问题不是遥的问题，而是八十年代的问题。历史决定了遥无法续写柳青的写法。”
孙晓忠指出，和柳青所处的七十年代相比，遥所在的八十年代，集体主义已经分崩离析了，城乡差异较之以前对立更加尖锐，农村人以个人而非集体的方式来面对外部世界，从而显得更加渺小。所以人们不能用柳青的“创业”来理解遥的“创业”，遥的书中，这种“业”是通过经验实现梦想的个人奋斗，也就更加引得年轻人的喜爱。
列宁在赞扬托尔斯泰揭露了农村的问题的同时，其回避了历史向他所提出的真正问题，孙晓忠认为遥同样如此。他关注细节的真实，却不提供历史的方向。“遥是个伟大的作家，但却无力承担历史向他抛出的巨大任务。”
复旦大学的倪伟副教授则认为，这种缺乏同情之理解，没有对八十年代农村变革的反思是那个年代很多作家所共有的，但这本身不能构成对遥作品的否定。他还指出，“在文学上用柳青来否定遥也非常不合适。工作手册本来就是对柳青的，励志读物又有什么不好的，我们不能一听到励志读物就轻蔑地笑笑，关键是励什么志。”
倪伟认为，文学不处理和巨大的历史问题，解读作品还应该看文本中有没有个人主体性，而《平凡的世界》中以孙少平的成长为主题，就有主体性的成长。
这个农村出来的青年最初的成长是通过文学阅读，既有红色文学又有主义小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构成是庞杂。“孙少平是个个性主义者，但同时又具有清义的气质。”倪伟详细分析了这个人物的成长，指出孙少平建构自己的方式和对的想象和很多人不同，他理想的是不断追求超越的丰富与，他的哲学也许是年代所需要的，但同时他将自己人生中任何一次安逸的停顿都视为生命的终结，所以劳动对他来说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检验创造的途径。这种游走不定，并不符合年代所需要的优质的低廉的的劳动力。“今天我们只看到孙少平个人主义的一面，但他超越的一面却被放逐了，现在我们追求的个性只能算是一种伪个性。”
提及新版电视剧，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后李晨找出了1989年由潘欣欣导演的同名电视剧与2015年的新版做了对比。当年由于遥亲自参与修改剧本，所以14集的老版电视连续剧基本没有太大改编，许多情节推动由画外音来承担；碍于那个年代内敛的情感表达，老版电视剧的爱情线也没有过多铺陈，所以总的来说，1989年版的电视剧给人以人物不饱满、线条较粗、细节较弱的感觉。
与之相比，2015年56集的新版电视剧所增添的故事情节就显得颇有意味。李晨指出，新剧特别在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的双线之外，着力增加了田福军的戏份，围绕他的与线斗争展开，既塑造了一个全心为民艰苦完美的好干部形象，也折射了从“”后期到前期整体的氛围。
新剧的另一处改变是孙少安由原本担负家庭重担的朴实农民成为无所不能的英雄式人物，编导将抢水风波和推动炸山等原本同他关系不大的故事都安到他的身上，从而呈现出一个集合了黄土高原的勇猛、传统的担当、模范经济的头脑和锐意的气魄于一身的超人形象，“这与原著中老实巴交的乡村青年相比，实则过犹不及。”李晨说。
李晨认为，推动这两处改动的核心叙事动力就是贫穷和脱贫，孙家这个历经又的家庭从贫穷富裕的故事特别有感染力，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对的压倒性优势并不能从一个完满的大结局就被消散。“这种以个人包裹在家庭中，又将家庭包裹在以为高标准的价值判断力下的结构，是当下无数家庭和社会的基本现实。在这个现实中，没有经济保障的传统，想要观众的力几乎是不可能。新剧在致富动力下对家庭的征用，极其符合当下主流的意识形态，相比老版更有当下性，相比遥原著则缺少性。”李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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